史家慎于心术，才谈得上史德。这是章学诚“史德”论的核心。他说：“所患夫心术者，谓其有君子之心，而所养未底于粹也。夫有君子之心，而所养未粹，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。此而犹患于心术，自非夫子之《春秋》，不足以当也。以此责人，不亦难乎？是亦不然也。盖欲为良史者，当慎辨于天人之际，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。尽其天而不益以人，虽未能至，苟允知之，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。”这一段话，在史学理论上是比较深入地讲到历史撰述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了。章学诚首先肯定地认为，心术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，是因为即使有“君子之心”而其自身修养却很难达到至纯至粹的境界，这是“大贤以下所不能免”的。既然如此，用重视心术来要求史家不是太困难了吗？章学诚很客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这就是大凡作为“良史”，“当慎辨于天人之际，尽其天而不益以人”。他讲的“天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历史的客观性；他讲的“人”，就是史家的主观性。所谓“尽其天而不益以人”，就是说要充分尊重客观历史，而不要以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这种历史客观性的反映。章学诚的高明之处，是他并不认为在历史撰述中可以完全排除史家主体意识的作用，即所谓“尽其天而不益以人，虽未能至”，但只要史家有这种自觉的认识并努力去做，那就也称得上具有良好的“著书者之心术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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