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，我们正在想象与当代本真性文化中的人们进行讨论。这意味着他们正在试图按照这种理想来塑造他们的生活。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只是那些关于他们的偏好取向的事实真相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从这个理想开始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问：在人类生活中，实现这种理想的条件是什么？恰当理解的这种理想究竟提倡什么？两个问题的次序是交织的，或许互变而成一个问题。在第二个问题中，我们试图更好地定义这个理想的内容。就第一个问题而言，我们想要指出人类生活的某些一般特点，这些特点制约着这个理想或其他任何理想的实现。
接下来，我想提出两条论证，它们能够描绘出这类提问的旨意何在。论证将是非常粗略的，更多地具有建议的性质，即对怎样才像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提出建议。我的目的是维护我的第二个主张，即你可以运用理性就这些问题进行论证，然后证明，尝试更好地理解真实性取决于什么实际上是有实践意义的。
我想唤起的人类生活的一般特点是其根本意义上的对话特性。我们通过我们获取的丰富人类表达语言，成为完整的人类行为者，能够理解我们自身，并因此能够定义一个同一性（identity）。为此讨论计，我想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“语言”一词，它不仅涵盖我们说的语词，而且涵盖我们定义自身时使用的其他表达方式，包括艺术、手势、爱等“语言”。但是，我们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而接受这些表达方式的。没有任何人独自获得自我定义所必需的语言。通过与那些和我们休戚相关的他人——乔治·赫伯特·米德（George Herbert Mead）称之为“重要的他人”[5]的交流，我们被引导到这些语言中。人类心灵的起源在此意义上不是“独白式的”，不是每个人能够独自完成的，而是对话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