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“攻”换为“诛”，战争也便名正言顺了，可见他亦非真正的和平主义者。他只是“非攻”，不是“非诛”。所以，“诛”则可以如人无人之境，乱加杀伐了。“称天而治”，便能出“义师”，所以他的弟子们去打仗，说视死如归了。
他讲“天志”，而又主张“非命”；他讲“非攻”，却又“好诛”；他讲“兼爱”，却又搞更森严的内部等级。这似乎均是极为矛盾对立的，但却在墨家的学说中非常和谐地结合在一起。细细分析，则是内外有别，向外的主张是一回事，对内的统治又是一回事；向外的主张，是为了扩展自己会党的势力与影响，吸引更多的信徒；对内的清规戒律，则是巩固其矩子的绝对权力。所以，作为农民战争，它对于整个宗法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，起步于自由与平等；可当它一旦取而代之，内部的规则也就成了社会的制度，新的等级便取代了旧的等级，暴民之首也就转化为了暴君——这，从墨家的“矩子”几欲等于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便可以看出来了。
所以，墨家“兼以易别”的历史观，无非是外“兼”而内“别”，抹煞外在的等级而强化内在的等级，这也同样是一种畸形的伦理史观。他以“兼”来易掉外在的‘别”——“别者，处大国攻小国，处大家乱小家，强劫弱，众暴寡，诈谋愚，贵傲贱……是谓天贱”（《天志中》），得“以兼相爱、交相利之法易之”。却又以内在的“别”否定自己团体中的兼，“我有天志”，我便独尊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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